《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被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为名，列为刑拘在逃人员，进行网上通缉。该通缉令，截止7月29日，已进入全国公安的内部信息系统长达6天。通缉令称：“2008年以来，该犯罪嫌疑人（仇子明）利用网络散布虚假信息及公开散发传单，诋毁某公司，严重影响该公司生产经营，其行为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名。”另据报道，丽水市公安局权威渠道获悉，7月29日上午，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责令遂昌县公安局依法撤销2010年7月23日对《经济观察报》仇子明採取刑事拘留决定。如果对该通缉令,没有记者单位和新闻出版署的高度关切，没有在网上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这起记者遭通缉事件能否能以目前的结果迅速落幕？遂昌县发布通缉记者的法源和目的何在？胆量何来？
据报道，遂昌县公安局于2010年5月20日立案侦查。遂昌县公安局在调查中又发现，《经济观察报》仇子明在有关媒体连续发表“凯恩股份‘偷天换日’谜团”、“凯恩股份再调查：隐瞒的关联交易”、“凯恩股份电池业务前景不明巨额关联交易价值几何”、“新华资金被忽悠4700万元接凯恩股份‘飞刀’”等4 篇文章。根据仇子明公开发表文章的内容，遂昌县公安局认定仇子明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并于2010年7月23日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 对仇子明作出刑事拘留的决定。网上没有进一步披露，遂昌县公安局在侦办“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时，是否证实该记者报道是虚假或者虚拟污蔑的，有没有向记者本人做过调查。设若遂昌县公安局的调查都是符合程序和详实的，该种事项和情况，是否应该发布通缉令？等等，所有这些，都假设遂昌县公安局都是合理执法范围内的考量，如果像日前遂昌县公安局的上级机关浙江丽水公安局调查核实后认定的那样：遂昌县公安局目前对仇子明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採取刑事拘留的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那么通缉的法源没有，而通缉的目的就更令人质疑。
首先，凯恩股份对自己的名誉损害为何选择到公安局报案，而非选择到法院起诉？该记者的户籍按照立按原则，是不是也可以到法院提告？到法院起诉的话，是否需要到记者户籍所在的法院？凯恩股份选择在遂昌县公安局报案，是看中了改公安局办按水平较高还是使用起来比较方便？遂昌县公安局有没有对记者所报道的事实进行调查核实？如果没有调查核实，妨害商业信誉罪怎么认定的？
其次，遂昌县公安局网上发布通缉令的依据和目的何在？假如遂昌县公安局发布通缉令之前，是否有曾经到记者所在单位有过具体拘提动作？通缉令是在什么情况下才有发布的依据和需要。该记者不是流窜犯，有固定的单位和工作地点，如果够拘提的条件应该可以找得到人。遂昌县公安局不选择具体的拘提动作，显然不是经费不足的问题（相信凯恩公司乐意友情赞助的），而是要通过发布通缉令，对记者形成一个达摩克里斯之剑的效果-------剑悬在记者的头上，让该记者和后来的记者恐惧、噤声就好。这种目的比拿着逮捕令到记者单位去拘提还要来的恶劣。
再次，关于对记者的通缉令，显然不是一个部门或个别人有这样的胆量能做出这样动作的，而且网上通缉的理由遂昌县公安局许多机关包括其上级机关也不应该不知情。如果有任何一个部门和负责人能够有一定的敏感，就不会让这个通缉令出炉，更不要说挂那么多天。遂昌县公安局的胆量显然不是来自对自己专业的自信，而是地方保护或者其他不能摊开的利益给闹的。
最后，应该庆幸该记者没有和被报道的公司有经济上的牵扯------如果有这方面的证据，相信该公司一定会用的很充分的。更庆幸其有一个敢担当的单位，更应该感谢新闻出版署能够第一时间表明自己维护记者合法新闻采访自由的立场，也得益于网民对民众知情权公然恐吓和践踏的合力声讨，才能够引起遂昌县上级机关调查核实后认定：遂昌县公安局目前对仇子明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採取刑事拘留的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责令遂昌县公安局立即撤销对仇子明的刑事拘留决定，并向其本人赔礼道歉。同时，丽水市公安局将对该桉件办理情况作进一步的调查，并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对法律、相关当事人高度负责的态度，在查明情况后，严格依照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这起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不法和金钱嫁接时往往会产生更大的不法，房地产界黑社会性质的拆迁，省委大门口的公然暴力等无不如此。时代在变化，如果执法者不能与时俱进，改变自己的观念，反而试图让社会因自己的淫威而退回到信息时代之前的封闭时代的做法，只能让自己被淘汰。另外，也提醒我们记者，无欲则刚，合法采访，不受利益诱惑多么重要，否则别人帮都无法帮你。无论如何，但愿此类的事件不要再重复发生。（毕殿龙）
据报道，遂昌县公安局于2010年5月20日立案侦查。遂昌县公安局在调查中又发现，《经济观察报》仇子明在有关媒体连续发表“凯恩股份‘偷天换日’谜团”、“凯恩股份再调查：隐瞒的关联交易”、“凯恩股份电池业务前景不明巨额关联交易价值几何”、“新华资金被忽悠4700万元接凯恩股份‘飞刀’”等4 篇文章。根据仇子明公开发表文章的内容，遂昌县公安局认定仇子明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并于2010年7月23日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 对仇子明作出刑事拘留的决定。网上没有进一步披露，遂昌县公安局在侦办“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时，是否证实该记者报道是虚假或者虚拟污蔑的，有没有向记者本人做过调查。设若遂昌县公安局的调查都是符合程序和详实的，该种事项和情况，是否应该发布通缉令？等等，所有这些，都假设遂昌县公安局都是合理执法范围内的考量，如果像日前遂昌县公安局的上级机关浙江丽水公安局调查核实后认定的那样：遂昌县公安局目前对仇子明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採取刑事拘留的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那么通缉的法源没有，而通缉的目的就更令人质疑。
首先，凯恩股份对自己的名誉损害为何选择到公安局报案，而非选择到法院起诉？该记者的户籍按照立按原则，是不是也可以到法院提告？到法院起诉的话，是否需要到记者户籍所在的法院？凯恩股份选择在遂昌县公安局报案，是看中了改公安局办按水平较高还是使用起来比较方便？遂昌县公安局有没有对记者所报道的事实进行调查核实？如果没有调查核实，妨害商业信誉罪怎么认定的？
其次，遂昌县公安局网上发布通缉令的依据和目的何在？假如遂昌县公安局发布通缉令之前，是否有曾经到记者所在单位有过具体拘提动作？通缉令是在什么情况下才有发布的依据和需要。该记者不是流窜犯，有固定的单位和工作地点，如果够拘提的条件应该可以找得到人。遂昌县公安局不选择具体的拘提动作，显然不是经费不足的问题（相信凯恩公司乐意友情赞助的），而是要通过发布通缉令，对记者形成一个达摩克里斯之剑的效果-------剑悬在记者的头上，让该记者和后来的记者恐惧、噤声就好。这种目的比拿着逮捕令到记者单位去拘提还要来的恶劣。
再次，关于对记者的通缉令，显然不是一个部门或个别人有这样的胆量能做出这样动作的，而且网上通缉的理由遂昌县公安局许多机关包括其上级机关也不应该不知情。如果有任何一个部门和负责人能够有一定的敏感，就不会让这个通缉令出炉，更不要说挂那么多天。遂昌县公安局的胆量显然不是来自对自己专业的自信，而是地方保护或者其他不能摊开的利益给闹的。
最后，应该庆幸该记者没有和被报道的公司有经济上的牵扯------如果有这方面的证据，相信该公司一定会用的很充分的。更庆幸其有一个敢担当的单位，更应该感谢新闻出版署能够第一时间表明自己维护记者合法新闻采访自由的立场，也得益于网民对民众知情权公然恐吓和践踏的合力声讨，才能够引起遂昌县上级机关调查核实后认定：遂昌县公安局目前对仇子明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採取刑事拘留的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责令遂昌县公安局立即撤销对仇子明的刑事拘留决定，并向其本人赔礼道歉。同时，丽水市公安局将对该桉件办理情况作进一步的调查，并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对法律、相关当事人高度负责的态度，在查明情况后，严格依照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这起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不法和金钱嫁接时往往会产生更大的不法，房地产界黑社会性质的拆迁，省委大门口的公然暴力等无不如此。时代在变化，如果执法者不能与时俱进，改变自己的观念，反而试图让社会因自己的淫威而退回到信息时代之前的封闭时代的做法，只能让自己被淘汰。另外，也提醒我们记者，无欲则刚，合法采访，不受利益诱惑多么重要，否则别人帮都无法帮你。无论如何，但愿此类的事件不要再重复发生。（毕殿龙）